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入宪已有30年。

民营企业的内部治理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可以从管理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多方面展开。在深度方面要体现完全、彻底原则，要理直气壮，不要羞羞答答。

平等原则的基本意涵包括对相同或者相似情形要给予相同或者相似对待，对不同情形要给予不同对待并说明理由，允许合理差别对待。在合理行政的话语下，所谓错案既包括违法行政行为，也包括不当行政行为。当前，非公有制经济主要由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构成，而民营经济主要包括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是内资中与国有经济对应存在的经济形式。无论何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只要其所采取的生产关系方式、所使用的生产要素、所实施的分配激励机制为国家允许乃至不禁止，其获取的经营效益都应得到合法评价、平等评价，不应动辄给予倾向性或者否定性的评价。唯有设定常态化的、有利于‘自我纠错'的失信修复退出机制，方能对违法被监管对象未来的守法行为进行制度激励，真正达到预防失信主体再次失信、降低失信行为复发率的监管目标。

在法律之下，地方和主管部门制定涉及民营经济的规范性文件要主动接受审查，杜绝逃避、违背、架空上位法的情形。第一，民营企业有平等的市场准入资格。另外，1987年，《俄罗斯联邦行政违法行为法典》由任允正、马骧聪翻译，在法律出版社出版。

同时，特许也成为特别许可的简称，只是在程序上区别于一般许可。[25]规定一般规范的法令相当于立法，不仅有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也有政府的命令。许可证制度是规定许可证的申请、审查、颁发和对许可证的监督管理的一系列规则的总和。[9]这一介绍虽然存在一定讹误，但也表明改革开放初期重新起步的行政法学者对旧中国行政法学的状况是大体了解的。

姜明安在回顾自己的行政法学习和研究时谈道：至于行政法，我上大学时，则不仅没有教科书、著作，北大法律系连这个课都没有（全国都没有），甚至连行政法这个概念都没有。其中，行政决定又称行政处理决定等等，是行政机关依法针对特定对象所作的具体的、单方面的、能直接发生行政法律关系的决定，是行政机关运用最广泛的一种执法手段。

最后是外国行政法的研究。而作为该书作者之一的应松年在大学期间并没有学过行政法，在接受教授行政法的任务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找资料，在古书堆里找到了不少新中国成立前的和苏联的行政法学著作。[27] 参见王珉灿主编：《行政法概要》，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98、101-105页。真正奠定行政处罚在体系中定位的当属1983年第一本统编教材《行政法概要》。

广义的行政行为包括行政机关的全部活动，包括事实的活动、法律的活动、抽象的活动和具体的活动，狭义的行政行为仅指行政机关所为的具体的法律行为，姜明安在狭义上使用行政行为的概念，这与后来的具体行政行为概念相近。[13]苏联行政法学就是这样以国家管理为中心设计的，国家管理的目的和任务是建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法律、乃至行政法是国家管理的必要手段，国家管理的手段自然应服务于国家管理的目的，人民的利益便存在于国家管理的目的和任务之中。参与该书编写的应松年回忆称：在‘旧法学被社会主义革命的洪流冲走之前，通过对日本法学的继受，行政法学的理论框架和概念体系已经基本奠定。为了能够有效地沟通，节约研究成本，我们需要自觉地使用已有的概念和方法，置身于整个学科框架和体系脉络中。

确认主要有三种形式，分别是确定、即对个人和组织法律地位或权利义务的确定，认可、即对个人和组织已有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的承认和肯定，证明、即向其他人明确肯定被证明人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33] 参见姜明安：《行政法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92-193页。

20世纪50年代，我国也曾想开设行政法课程，就从苏联请了一个专家来，叫司徒节尼金，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行政法。强制成为一个概括性的概念，而不是一种具体的行为方式。

[13] 参见[苏]C·C·司徒节尼金：《社会主义国家管理制度和苏维埃行政法对象问题》，《苏维埃行政法论文选译》（第一辑），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法教研室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3页。可见，行政强制执行是行政强制的一项内容，而非等同于行政强制本身。司徒节尼金认为，那种把苏维埃行政法理解为调整公民和国家机关间相互关系的规范总和的观点是不正确的。[47] 参见应松年、朱维究编著：《行政法学总论》，工人出版社1985年版，第299、301-303页。他的书我也仔细看了，与范扬的、美浓部的大不一样，范扬和美浓部的理论比较接近，因为范扬的理论就是从日本过来的。姜明安：《行政法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71-176、205-218页。

这两类规范所调整的行政关系都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我上大学研究行政法，就是从读他们的著作开始的。

该书特别强调了监督行政行为规范的重要性。1984年，《行政法概要》编写组还由应松年、朱维究编选、张尚鷟审定编辑了《行政法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

在英美行政法方面，1986年，施瓦茨的《行政法》由徐炳翻译，在群众出版社出版。该书体系新颖，原理性较强，提出了很多独特的概念，是同时期最为厚重的一本教材。

《行政法概要》共3编15章内容：第一编是绪论，包括行政法的概念、行政法学是法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我国社会主义行政法和行政法学的产生、发展和现状三章，第二编是总论，包括我国国家行政管理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国家行政机关、国家行政工作人员、行政行为、国家行政管理的法律监督五章，第三编是分论，包括军事、外事、民政、公安、司法、国民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的行政管理七章。进入专题： 行政法学 。王贵松：《行政强制措施的谱系》，《清华法学》2022年第6期，第64页以下。[20]该书并没有像其他教材那样专设行政机关或行政组织一章，而是辟出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作为一章，除了介绍行政机关、公务员之外，还有个人、组织一节，体现出行政法律关系论的特色。

其中，与行政许可相关的是许可、赋予、认可三项，确认、证明也有关联的可能性。该书将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也列为行政管理法规，这同样是受到了苏维埃行政法的影响。

其三是行政执法与行政决定。第二，行政管理法规不包括非规范性的命令，而仅为规范性命令。

而个别法令则相当于狭义的行政行为。应松年口述、何海波整理：《与法同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3-34页。

 注释:[1] 参见李贵连等编：《百年法学——北京大学法学院院史（1904-2004）》，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0页。该书效仿司徒节尼金的做法，将行政强制分为行政处分（处罚）和社会保护的行政强制措施两类。该书曾作为1985年行政法师资进修班的讲义印发，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83年6月，《行政法概要》正式出版，标志着行政法学教学的重启。

[14] 应松年、朱维究编著：《行政法学总论》，工人出版社1985年版，第19页。[11]这些著作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行政法论》的知识来源，其中有的就是民国时期著作的新版延续。

司徒节尼金认为，国家管理就是国家机关的执行－指挥活动。行政处罚按照处罚的内容和性质分类主要有以下五种：警告，罚金罚款，拘留（行政拘留），没收（没收违禁财物），停止营业。

《行政法概要》在行政行为章之下专设一节制定行政管理法规的行为。该书在篇章设计上首次采用了双线理论，分别以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为线索架构全书，在主体、行为、程序、违法、责任等方面均为两种主体分别论述，颇具特色。